摘要 伴随社会发展，人类在追求寿命长度的同时关注到寿命质量的重要性，并由此出现了对健康寿命的倡导。在对健康寿命促进的思考中，“运动是良医”被发起且得到推广。本文通过对已有研究中运动与健康寿命关系认知进展情况的探讨，在时代化实践反思中对“运动是不是良医”进行了思考，认为：基于“虚静”并非“一动不动”，而是强调顺应自然的运动，因此对运动是不是良医的探讨，便落脚于运动本身是不是良医，而非静养与运动何者是良医的探讨。在已有研究中虽然对运动与健康寿命关系呈现了积极与消极的辩证之思，但消极评价者更多围绕不当运动对健康寿命的影响展开，因此可知适量、适合的运动是良医，并在促进健康寿命中发挥了积极作用，且相关作用不但体现在治已病而且体现在治未病中。随着运动多维功能与价值被进一步挖掘，以及运动与医疗、卫生、教育、技术等的多元融合，不但运动对健康寿命的积极作用得到促进，而且运动与健康寿命也呈现出并进发展之势。
运动是良医？——运动与健康寿命关系的认知进展及实践反思
文 | 卿光明，周义义
（《体育与科学》2023年第3期）
人类社会发展早期，虽然多将寿命长短归于宿命论而非人为可控，但并不影响人类对延长寿命的向往。例如在中国传承至今的“万寿无疆”“寿比南山”等祝福语背后，便包含着人们对寿命长的希冀。通过我国人口普查数据“新中国成立以来，男性人口平均预期寿命2010年比1953年延长27.84岁，提高幅度达62.5%；女性人口平均预期寿命2010年比1953年延长32.79岁，提高幅度达73.6%”，便可得到理解。随着经济、文化、社会、行为、心理、生活方式等发展及转变，人均寿命延长固然可喜，然而人们也认识到，如果仅有寿命长度而没有寿命质量，那么寿命长的价值和意义将被削减，由此对寿命的思考应同时兼顾长度与质量。1997年《世界健康报告》便提到“健康寿命比寿命更重要”。这里的健康寿命是与不健康寿命相对应的，二者共构了人的平均寿命。即有学者概括指出：“我们可以把人的平均寿命分解成两部分：一部分为健康期（被称为健康寿命），另一部分为不健康期 （或带病期），被称为不健康寿命。”相较于不健康寿命，人类俨然更追求健康寿命。鉴于“健康不仅仅指没有疾病或身体不虚弱，还包括精神上和社会适应性等方面处于完整的良好状态、是一个多维的动态概念”，因此对健康寿命的评价与促进，也并非单一维度的，而是具有动态性、复杂性。基于“日常生活中的行为选择是影响个体健康状况的重要因素”，而运动作为人类行为之一，适当运动可以促进健康、预防疾病、提高生命质量并达到延年益寿的目的，由此以运动促进健康寿命愈加得到关注与思考。2007年由美国运动医学学会和美国医学会发起的“运动是良医”（Exercise is Medicine，简称EIM），便为以运动促进健康寿命提供了一种思路，并推动了运动处方、运动医学、运动转介计划等的发展。回顾人类发展历史可知，体医融合之思在古代便已出现。无论是早期的巫医，还是中国的《黄帝内经》《五禽戏》《抱朴子》，西方的《希波克拉底文集》，都可见体医之融合。由此，“运动是良医”的观点实则也获得了历史支撑。然而事物并非单面的，个人间的认知也并非完全一致。当人们从不同视角切入时，有关运动是不是良医、运动与健康寿命的关系的观点同样不一而足。在“病病恹恹活百年,硬硬朗朗走人前”的话语表达背后，不仅有人们对健康与寿命间关系的思考，即长寿未必健康、健康未必长寿，也有基于“病病恹恹者”以静养为主，而“硬硬朗朗者”以运动为主，对运动与静养究竟何者有益生命延长、运动是不是良医的思考。有关“静”与生命的探讨，实则有着悠久的历史。道家所提出的道的本质特征便是“虚”“静”，认为人的生命之根本也在于致虚守静，顺应自然之道。这里的“虚静”并非不运动，而是一种空明清静的自然心灵。由此在对运动与静养究竟何者有益生命延长的思考中，便不应将“静养”视为与运动二元对立的不运动，此时二者的区别更多是运动理念、运动方式、运动强度、介入主体等。如果明确了运动与静养的联系与区别，那么对我们来说，接下来所要思考的便是“运动是不是良医”。关于这一问题，学界已有相关成果，基于此，本文通过文献综述、逻辑分析方法，把握既有研究中运动与健康寿命关系的认知进展，并进行时代化的实践反思，以探讨“运动是不是良医”。1.1 在体育融合中促进健康寿命
在社会发展中，人们常常想到的促进健康寿命的方式之一，便是运动，尤其是体育运动。Michael便曾指出，虽然“运动本身没有健康或不健康之分。然而，有一些有意的管理实践可能会促进体育对健康的功效”。伴随运动在健康促进中作用的发挥及被大众所关注，有关体育与健康促进的关系，也被学界所关注。Geidne等便基于已有研究，将相关研究归为四类：（1） 促进健康是体育运动的结果（health promotion as an outcome of sport），相关研究主要围绕有组织的体育运动展开，认为其不但有助于健康的生活方式，而且有益于身体、社会、心理和社区健康；（2） 通过体育促进健康（health promotion through sport），在这些研究中，更多将体育作为实现体育以外的其他成果的手段、工具或载体，或与体育成果结合起来使用；（3） 体育集群健康促进（health promotion in sport cluster），即研究利用体育环境来达到特定健康结果的目标群体；（4） 促进健康的体育（health promoting sport），相关研究重点是体育和健康促进运动，从促进健康的角度看待整个系统，考虑到健康的组织、文化、社会和环境决定因素。从中可见，无论健康是体育运动的结果，还是体育是促进健康的工具，抑或体育环境、系统对健康促进的影响，都普遍认同体育运动与健康促进之间的积极关系。这种积极关系的认同与研究，同样存在于我国。随着国家综合实力的提升，我国也越来越重视运动与健康的关系。部分学者在国家宏观层面对健康寿命等号召下，基于对运动在促进健康中的积极作用的认同，围绕体医融合、体教融合、运动促进健康理论等建构，从相对整体层面探讨了如何推动体育促进健康。首先，伴随《“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体育强国建设纲要》等颁布，部分学者围绕体医融合、以体育助力健康关口前移、老龄化发展趋势下如何完善促进体育与健康融合发展等进行了探讨，并展现了健康关口前移的时代之思。例如，张小沛等人便基于老龄化背景，对社区体育服务与健康管理服务融合共生基础、困境、路径，提出强化共生单元、拓展共生模式、完善共生界面、增强共生意识。其次，考虑到青少年是国家未来发展的中流砥柱，如何在体教融合中促进青少年健康等，同样被部分学者所关注。整体来看，有关运动与健康积极关系在国内外获得了广泛认同，且相关学者采用定性或定量的研究方法，通过“体育+”多元融合进行了探讨。由此，以运动提升健康，进而促进健康寿命也在一定程度上获得了支撑。
1.2 基于量与质的运动及健康寿命关系再思考
在已有的有关运动与健康寿命之间关系的观点中，并非完全是积极认同的，也有人根据运动损伤等影响下的健康寿命缩短，而对运动与健康寿命间积极的关系提出了质疑。虽然相关质疑并非全无道理，但需要进一步明确的是，这种质疑并非对运动与健康寿命间积极关系的全盘否定，而是对不同运动质与量下的二者关系的再思考。有研究表明运动是利大于弊的，适量的运动可以提供最佳的平衡，而潜在的危害通常与低参与或高参与有关。由此，我们在肯定运动对健康、健康寿命等积极作用的同时，不能忽视因为运动量、运动方式等不当导致的损伤，进而影响健康及寿命的情况。在已有研究中，有关运动对健康寿命等弊端的分析，不但围绕专业运动员的体育运动参与展开，而且围绕大众体育参与展开。首先，就奥运冠军等精英运动员而言，虽然一些研究发现，可能受遗传因素、体育活动、健康的生活方式，以及国际体育荣誉带来的财富和地位等影响，奥运会奖牌得主的寿命比一般人长；顶级运动员相较普通人群，患心血管疾病和癌症的风险更低。但优秀运动员的运动事故、心力衰竭、自杀或服用兴奋剂等负面影响可能会超过积极影响。例如在一项对早期发育对人类寿命变化影响的研究中，Lutz发现男性奥林匹克运动员早期和高于平均水平的身体表现与寿命之间的生命历史权衡：越早达到峰值的运动员死亡率增加17%，而在早期便达到非凡的巅峰表现的男性运动员的寿命成本为4.7年。即男性运动员越早达到峰值，意味着大量训练下早期身体的骤然提升和消耗，实则损耗了运动员寿命。其次，虽然运动对心血管健康等的益处有目共睹，但是在适量适度的情况下实现的，过量、不当运动同样可能引发心脏相关疾病进而影响寿命。除了心脏，一些项目对同一身体部位的反复刺激，也可能影响个体身体健康。例如在足球比赛中反复头球会导致可测量的认知障碍迹象。这种亚震荡撞击累积效应会导致积极接触运动的男女在以后的生活中出现严重的认知障碍。在心脏等疾病、认知障碍之外，高强度运动中或运动后出现的暂时性气道狭窄，即运动诱发性支气管痉挛（Exercise Induced Bronchoconstriction，简称EIB），以及竞技比赛压力下的高受伤率、情绪压力等，也会对运动员身体健康、寿命等产生影响。再次，随着社会发展、大众体育参与积极性的提升，大众运动损伤率也在增加。陈烨等人对运动损伤人群的健康信息规避行为分析中，将之分为“任务驱动型” “情感主导型” “信息易感型”和 “综合导向型”，认为信息层面的因素(包括信息过载、信息质量和信息隐私) 是健康信息吸收规避的重要影响因素。整体来看，已有研究围绕运动对健康、健康寿命所产生的消极影响的探讨，主要基于运动过量、方式不当、信息壁垒下的损伤等展开。从中可见，相关研究者对运动与健康、健康寿命关系并非完全否定的，而是呈现出对不同运动量与健康寿命二者关系的再思考。2.1 在运动参与中移去其疾
在人类社会发展早期，便产生了通过运动治疗疾病的观点。例如我国秦汉时期，便有了“动其四肢而移去其疾”的主张。虽然后期受“尚文轻武”等观念影响，我国传统社会时期民众的体育运动参与热情呈现出差异化，但有关运动有助于部分疾病治疗的观点还是得到了广泛认同。随着社会发展，大众体育运动认知水平的提升，以运动治疗疾病、促进健康的思考也日益成熟，并伴之出现了系列研究。整体来看，在有关运动治疗疾病的研究探讨中，主要围绕运动处方的开具、运动对不同群体疾病的治疗，以及运动对不同疾病的治疗等展开。首先，自运动处方被学界明确提出以来，有关运动处方的研究及应用也日益广泛。美国运动医学会指出：“运动处方是包括运动频率、运动类型、运动强度、运动时间、运动量及进阶，适用于为不同年龄、不同体质健康水平以及是否存在冠心病危险因素或冠心病人，制定健康促进及慢病防治运动锻炼指导方案。”在已有的运动处方研究中，有关运动处方应用的研究也逐渐增加。例如，根据聋哑学生体质健康测试的结果，为聋哑学生设计具有针对性的健身运动处方，能够有效地改善聋哑学生的心肺功能、提高下肢爆发力和增进心理健康。其次，围绕运动对不同群体疾病的影响，以及运动在不同疾病中的治疗同样被关注。在以运动促进不同群体的疾病治疗的研究中，老年人及青少年群体广受关注。一方面，在对老年人通过运动治愈疾病或促进康复的研究中，主要围绕以运动改善老年人的低龄老年抑郁、阿尔茨海默病、血糖及血脂代谢，以及通过太极拳、广场舞对老年人的机体能力、骨密度、身体健康的影响等展开。另一方面，在以运动促进青少年健康、治愈疾病的研究中，强调运动对青少年的改善，不仅体现在体质上，还体现在心理、精神等诸多方面。例如运动干预青少年网络成瘾、改善生活方式、促进视力健康、改善肥胖青年体质健康等。而在以运动促进不同疾病治疗的研究中，相关学者主要围绕运动对膝关节、髌骨关节、肩关节等具体身体部位不适的康复效果；对冠心病、心血管、心肌、大脑糖代谢、新冠等的影响展开了研究。在相关研究中，研究者不但得出以差异化的运动治已病观点，而且支持这种方式对患者以及医生等参与者同样具有积极意义。例如，运动类型与受试者的年龄密切相关。传统健身功法以老年人为主，有氧、抗阻、高强度间歇等运动集中在中青年，制定运动处方时可以依年龄选择运动种类。而将运动纳入癌症生存者的治疗、康复方案的成功案例，增强了医生、健身指导人员、健康管理者等专业人员鼓励癌症患者运动的信心。整体来看，以运动治疗疾病或促进身体康复等研究，获得了国内外体育、医学等领域学者的共同关注。相关学者在研究中不仅通过实地调研等证明了运动处方、运动在促进不同群体的疾病、不同疾病人群康复中的积极作用，而且在研究开展中提出了差异化、多元化的以运动治已病的思考。
2.2 在运动参与中防病于未然
随着全球化、信息化的发展，大众获取信息的路径、方式等都发生了巨大改变。在多元信息、文化碰撞中，人们的运动价值及功能认知也发生了巨大转变。Brennan便指出，运动在促进健康方面，无疑有其独特性和适用性，不仅以享乐感和社交促进体育参与和整体健康，而且有助于解决公共卫生政策问题。基于体育运动在促进健康中的适用性、独特性、内容丰富性、形式多样性等，不但大众参与体育运动的动机呈现多元化，而且国家从宏观层面基于运动与健康关系的号召也发生了转变。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要倡导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树立大卫生、大健康的观念，把以治病为中心转变为以人民健康为中心”。从中可见，我国在运动与健康关系的思考中，呈现了健康关口前置的转变。虽然回顾中国发展历史，通过运动提升体质、预防疾病的观点早已有之，但从国家层面号召运动，且倡导全程、全面、全要素地呵护人类生命，追求身体、心理、精神的健康的系统化表达，实则具有时代性特征。这种强调“全”的从治已病到治未病的转变，既是人类在现代化发展中基于新风险、新挑战的思考，也是大众与时俱进的运动认知与认同需求的反映。以运动促进健康寿命，不仅仅指向某一年龄阶段，而且指向人类生命全过程、全方位。基于这种转变与思考，部分学者结合全生命周期体育发展、主动健康、体育教育与生命教育融合、医养结合等，围绕通过运动参与防病于未然展开了研究。首先，考虑到生命的过程性与连续性，部分学者提出应结合人类生命不同阶段的特征开展体育运动，在全生命周期的体育发展中促进终身体育的实现，以促进人类健康。例如张健等便提出，推动全生命周期体育服务的流程化、均等化、专业化，达成全生命周期体育政策体系的系统化，推进全生命周期体育治理的现代化。其次，基于大众在共识危机中的体育运动参与，思考主动健康的路径。主动健康作为“人体在远离平衡态形成自组织行为，通过主动对人体施加可控的刺激增加人体复杂性，从而达到健康干预的目的”。关于主动健康，新冠疾疫期间兴起的居家健身潮、线上运动健身教育实则为我们思考新时代的主动健康提供了思路。对此，董传升等人便提出了“传统医疗保障体系已经无法有效应对新形势下慢病人群规模不断扩大等公共健康治理危机。构建健康主动养护型的体育健康+健康被动防治型的医学健康的‘双轨并行’战略模式”。再次，在体育教育中融合生命教育，提升青少年体质的同时，培养生命、生存和生活意识。钟南山在接受访谈时，提到“增进青少年健康最重要的不光是预防其不生病，更重要的是增强体质，体质包含肌肉力量、心肺、神经系统等几个方面，提高体质才是真正增进青少年身体健康”。而将体育教育与生命教育融合，不但有助于青少年身体健康，而且有助于其“对身体的知识、身体活动的知识以及身体活动的价值判断3个身体认知领域的进一步拓展”，进而形成积极的体育观、降低患病概率。最后，在老龄化趋势背景下，基于医养结合思考老年人群体的以运动治未病。医养结合，是指从老年人多元化需求出发，通过将养老和医疗资源有机整合、服务功能有效衔接，在基本生活照料基础上，为老年人提供检查诊断、医疗护理、康复疗养、健康管理和保健教育、临终关怀等一系列专业化、持续性健康照护服务的养老供给方式。随着医养结合的发展，孙鹃娟等认为，从新健康老龄化视角来看，我国医养结合服务体系应在聚焦失能人群的基础上，逐渐拓展到关注非失能老年人群，重视为所有老年人甚至老年期前人群提供疾病预防、体育锻炼、养生保健和康复训练等服务。
3.1 多维视角下运动对健康寿命的促进
马克思认为，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合”。兼具生物性与社会性的人类，在发展过程中不但有生理需求，而且有社会需求，并在需求满足中促生了系列社会化产物，体育运动便是其中之一。虽然对体育的本质，学界观点不一，然而无论是张洪潭认为的“旨在强化体能的非生产性人体活动”，还是熊晓正提出的“通过有规则的身体运动改造人的‘自身自然’的社会实践活动”等，可知，虽然人们对体育本质的界定存在差异，但都肯定其中的身体控制和社会性内涵，由此在对体育运动的功能与价值分析中不能局限于单一体质层面，而应从多维视角对其剖析。有研究表明，大学生参加身体表现类运动锻炼（形体健美、瑜伽、体育舞蹈、健美操）后，心理健康均值都有一定程度的提高。此时通过体育运动所促进的健康寿命，便是多维度的，不仅指向生物身体、心理、精神的多维健康，而且指向社会身体形塑中主体性、获得感提升下的健康。此外，大众参与群体性体育运动的动机，除了强身健体，还有获得归属感、认同感等社会性目的。例如在足球运动中，当每个球员加入球队后，他们的自我概念发生根本的变化，即由个性的自我变成集体的自我，从“我”转变为“我们”。此时通过体育运动所促进的健康寿命，也在不同个体的共同身体在场的社会化中从个体拓展到群体。鉴于运动的多样性、多维性，因此围绕“全”字所实现的以运动促进健康寿命，便具有了时代价值和意义。需要说明的是，这里的“全”不仅指横截面的全方位，而且指纵向的全过程，具象到我国体育发展中，即表现为全身性、全民健身、全面发展、生命全周期下的以运动促进健康寿命。总体来看，运动的多维属性、价值与功能，使得其促进健康寿命时同样具有多维特征。运动在促进身体、心理、精神等健康之外，提升了主体性和获得感，并在社会性动机驱动、社会化结果获得中，全方位、全过程地促进了健康寿命。
3.2 多元融合中运动与健康寿命的并进
通过已有研究成果可知，虽然部分学者就运动过量或运动不当对健康所产生的消极影响进行了分析，但整体来看，有关运动对健康寿命的积极促进作用获得了广泛认同，且这一认同随着体育运动等功能及价值的进一步挖掘而提升。随着社会发展，学界对以运动促进健康寿命的研究方向也逐渐发生转变。例如，有学者通过分析国外老年体育研究演进，发现2010—2013年以“疾病治疗”为主要研究方向，2014—2016年以“疾病预防”为主要研究方向，2017—2020年以“健身方法”为主要研究方向。这种从“治已病”到“治未病”再到“健身方法”的研究方向转变，不仅出现在老年体育研究中，也是社会发展下整体体育研究的一种趋势。伴随人们在现代化发展中运动及健康认知水平的提升，“防病于未然”成为激励人们以运动促进健康生命的重要原因之一。在此期间，不但“干预手段从单一运动方式向混合运动方案，加上饮食、睡眠、控烟控酒等健康生活方式的联合干预转化”，而且运动与健康寿命的关系也随着运动的多元融合而实现了并进发展。首先，体医融合、体卫融合、体教融合、体育与生命教育的融合并举，推动了运动与健康寿命积极关系的持续建构。此时体育与医疗、卫生、教育等的跨领域融合，一方面突破了以往的健康所需与运动所供的信息壁垒，另一方面在多元融合中实现了优势互补、拓宽了健康促进渠道。例如有学者便依据体医融合共同促进健康的实现机制，将体医融合案例分为两大基础类别：一类是体育手段促进健康，另一类是体育手段和医疗手段共同促进健康。这种多元跨领域融合，以及具体融合中的细化再分，既促进了运动的发展与创新，又拓展了健康寿命的实现路径。其次，系列技术嵌入下的运动扩展，强化了运动与健康寿命的连接。生命健康生态伦理，是开展生命健康活动时处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身所形成的一系列道德理念、行为规范与文化形式。随着社会发展，人与技术间所形成的系列道德理念等同样将成为生命健康生态伦理考虑的一部分。相较于传统体育疗法（五禽戏、八段锦、太极拳等）强调依靠人体自身能力，调动人体潜能，通过调心、调形，改善人体脏腑功能、调节血脉、疏通经络、调节各种机体失衡状态。虽然数字社会中的体育疗法仍强调人体自身能力，但很多时候是在系列技术嵌入及应用下的“量化自我”（quantified self）中实现的。此时个体的身体数据，诸如心率、运动等数据被智能设备所追踪、存储、分析，量化的个人数据帮助人们探寻自我、改变自我。这时个体运动的主观能动性得到进一步发展的同时，技术在其中的作用不容忽视。由此，以运动促进健康寿命的过程中，技术作为另一主体参与其中的关系建构。其间，运动与健康寿命也将随着技术不可逆的发展，而或主动或被动地并进发展。整体来看，运动与医疗、教育、卫生、技术等的多元融合，既提升了运动的功能与价值，又促进了运动与健康寿命的并进发展。
基于此，对运动是不是良医的探讨，便落脚于运动本身是不是良医，而非静养与运动何者是良医。虽然关于运动对健康寿命的作用有积极与消极两种评价，但消极评价者更多是围绕过量、不当运动对健康寿命的消极影响展开，而非就所有运动都不易于健康寿命展开。由此，可以肯定运动在促进健康寿命中的作用，只是需要把握运动的质、量与方式等内容。在具体的运动积极促进健康寿命研究中，可整体将之分为“治已病”与“治未病”两种。随着社会发展，人们的健康及运动认知水平提升、运动多维功能与价值被进一步被挖掘，以及运动与医疗、卫生、教育、技术等的多元融合，不但运动对健康寿命的积极作用得到肯定，而且运动与健康寿命也呈现出并进发展之势。
原文刊登于《体育与科学》2023年第3期，已于中国知网发布，如果其他媒体或机构转载，请标明文章出处。
文献引用格式：
卿光明，周义义.运动是良医？——运动与健康寿命关系的认知进展及实践反思[J].体育与科学，2023,44（03）：11-16+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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